文学探照灯 | 今日热点（点击查看）
《乳牙》等在影片平遥影展首映 国内外高校探讨青年创作 | 第四季“加油！书店”开启 | 王梦文学馆揭牌成立 | ......


今年的诺奖揭晓之后，波兰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成为201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她也是继1905年的亨里克·显克微支、1924年的弗瓦迪斯瓦夫·莱蒙特、1980年的切·米沃什、1996年的维斯拉瓦·辛波斯卡之后，波兰的第五位获得诺奖的作家。
在梳理她作品的译介情况时，我们也发现小语种文学的翻译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顺畅。尽管托卡尔丘克从事写作已30年，在波兰国内享有盛誉，但对于英语世界的读者而言，她的作品翻译速度实在有些慢而少，最新的英译作品是2018年出版的《糜骨之壤》（Drive Your Plow Over the Bones of the Dead），翻译自她2009年的波兰文作品，去年获得国际布克奖的《云游》（Flights）的波兰文版本也早已在2007年出版。她近几年创作的波兰文作品《雅各布书》《怪诞故事集》《华沙教授》（暂译名）等还是因此次获得诺奖而被欧美主流媒体开始介绍，其中超过千页的《雅各布书》正在英译过程中，预计于2021年出版。
■  《糜骨之壤》与《怪诞故事集》波兰文版
相比英语读者，中文读者这次却有一个好消息，托卡尔丘克的中文作品已由后浪出版公司推出《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明年初推出《云游》（暂译名）；浙江文艺出版社上海分社则获得了《糜骨之壤》《怪诞故事集》的版权，也将于明年初推出。
■ 托卡尔丘克常常表达翻译对文学的重要性
最近，我们通过后浪独家获取了一部分《云游》（Flights）的译文，在此分享给大家先读为快。
《云游》聚焦于一位乘坐飞机旅行的荷兰解剖学家，通过旅行故事以及他对内心过往的审视串联起了从17世纪到现代的一系列故事。小说的波兰文原名是bieguni，有流浪者、拒绝定居、永恒的精神探索等多重含义，小说凭借“一种远离传统的叙述方式，从狡黠愉悦的恶作剧过渡到真正的情感肌理”而获得2018年国际布克奖。
在这部小说中，飞行这一行为成为了人类快速离开和到达的比喻，而人体解剖学则更像是人类遭遇的种种困境，个体的心理或者说想象、梦境在某种程度上担当了改变命运的角色。在一次访谈中她如此理解写作，“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给人惊喜、不可预知的世界。我所理解的写作是一种拉伸运动，它拉伸着我们的经验，超越它们，建立起一个更广阔的意识。”
云游 Flights 
[波]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 著
于是 / 译
（本文由后浪独家授权，非最终版译文，“云游”为暂译书名，将于2020年第一季度出版）
你头脑里的世界
我的父母不能算是安居型的那种人。他们不停地搬，一次又一次，最后总算在一所乡村小学附近逗留了比较长的时间，那地方离任何一条正儿八经的大路、任何一个火车站都很远。之后，旅行就仅仅意味着在犁沟里行走，翻过没有耕地的天然山脊去附近的小镇，买点东西，在当地办事处交几份文件。市政厅大广场的理发师总在店里，总系着那条围裙，无论怎么洗、怎么漂白都没用，因为客人用的染发剂留下污迹，看起来就像中国书法的一笔一画。我妈妈会去染发，我爸爸就在新新咖啡店里等她，坐在户外的那一两张小桌子边。他会看看当地的报纸，最有意思的通常是有警事报道的版面，讲的无外乎是谁家地窖里的腌黄瓜和果酱罐被偷了。
然后，假日到来，带来怯生生的游客，他们的斯柯达小车里都塞得满满当当。到了早春，雪刚停，就开始没完没了的做准备，在夜里提前计划，哪怕大地还没恢复生机；你必须等到能犁地、锄地的时候才能再次播种，从播种的那一刻起，地里的事就将占据他们所有的时间，从清晨到傍晚。
他们那代人喜欢用房车，把整个儿家当拖在身后。一只煤气炉，可折叠的小桌椅。一条塑料绳和一些木衣夹，可以在停车后晾洗干净的衣服。防水桌布。一套野餐用品：彩色塑料碟，厨具，盐罐，胡椒罐，玻璃杯。
沿途有个跳蚤市场是我父母特别喜欢光顾的（因为他们对教堂里、纪念碑前留影这种事并不感兴趣），我爸爸在那儿买过一只军用水壶——黄铜做的，壶身里有个容器，装满水后，可以整个儿吊在火上烧。虽然营地里有电，他却总用那只冒着热气、喷溅水沫的铜壶里烧热水。他会跪坐在滚烫的水壶前，非常自豪地用咕噜咕噜滚烫的开水冲我们的茶包——像个地道的游牧民。
■  电影《布达佩斯大饭店》
到了营地，他们就能与很多同道中人为伴了，他们会在指定区域停车安顿好，和左邻右舍热络交谈，周围尽是吊在帐篷吊绳上的袜子。通常，他们决定行程前都会参考那些煞费苦心罗列了所有观光景点的旅行书。清晨，去海里或湖里游个泳；下午，游览城里的历史景区；以晚餐告终，主菜通常是从玻璃罐里倒出来的：菜炖牛肉，浸在番茄酱里的肉丸子。你只需要再煮个意面或米饭就好了。开销总要一省再省，波兰兹罗提是一种疲软的币种——不太值钱。一路都要找到能用电的地方，然后百般不情愿地拔营离开，其实，这样的旅行都逃不出家的轨道，都逃不出同一种形而上的归家引力。他们算不上真正的旅行者；他们离开是为了返回。等他们返回到原点就会如释重负，觉得自己圆满了某种职责。他们回到家，把堆积在五斗柜上的信件和账单收拾好。好好地洗刷一通。到处展示照片，把朋友们烦得要死，忍不住直打哈欠。这张是我们在卡尔卡松。这张是我老婆站在雅典卫城前面。
然后，他们会安安稳稳地过上一年，每天清晨都回到前一晚留下的日常生活中，自家公寓的气息渗进他们的衣物，他们的双脚在同一块地毯上不知疲倦地磨出一条路径。
那种生活不适合我。在一处逗留时，不知不觉就开始扎根——不管是何种基因造成了这一点，我显然没有遗传到。我试过，很多次，但我的根总是很浅；最轻微的一阵小风都能把我连根吹跑。我不知道该如何生根发芽，天生不具备那种植物般的能力。我从移动中——从颤动起步的公车、轰隆作响的飞机、滚滚向前的火车和渡轮中——获取能量。
我有一副很实用的体格。小个子，很结实。我的胃小巧紧致，需求不多。我的肺和肩都很强壮。我不吃任何处方药——连避孕药都不吃——也不戴眼镜。我用剪刀自己剪头发，每三个月剪一次，几乎不用化妆品。我的牙齿很健康，也许有点不整齐，但颗颗完好无损，只有一颗牙是补过的，我相信填充物仍在左下方的犬齿里。我的肝功能指标在正常范围内。胰腺指标也正常。左右两边的肾都形状完美。我的腹主动脉也很正常。我的膀胱运作正常。血红蛋白指数12.7。白血球指数4.5。血细胞比容41.6。血小板228。胆固醇204。肌酸酐1.0。胆红素4.2。别的指标也都正常。我的IQ——如果你看重这类指标的话——是121；算是过得去吧。我的空间感特别发达，远远超出正常水准，但左右脑侧化却很明显。个性不够稳定，或者说，不太可靠。年龄随你说。性别符合常规。我总买平装本的书，以便不带懊悔地搁在月台上，留给找到它们的人去看。我不收藏任何东西。
我完成了学业，但从未真正掌握任何一门专业，对此，我是有点遗憾的；我的曾祖父是个织布匠人，把羊毛布料铺在山坡上，在日光直晒下漂白晾干。我可能也会擅长编织经线和纬线，但世上没有“便携式织布机”这种东西。织布是定居的部族人所擅长的技艺。我会在旅行途中织毛衣。可悲的是，最近，有些航空公司不再允许你在飞机上使用织毛衣针或钩针了。正如我所说，我从没学过哪种特定的行当，父母也曾苦口婆心地说过我，但事实上，我一直可以靠打不同的短工维持开销，云游四方。
我父母终于厌倦了干旱和霜冻，结束了二十年的旅行实验，回到城市生活之后，健康的食物在冬天的地窖里积攒起来了，从他们养的羊身上剪下的羊毛一点一点地填满了被子和枕头敞开的大嘴，他们给了我一点钱，我就出发了：第一程旅行。
不管到了哪儿，我都会打零工。我曾在大都市郊区的跨国企业的车间里组装高级游艇的天线。那个工厂里有许多像我这样的人。我们都是拿黑钱的，从没有人问我们从哪儿来、将来有什么打算。我们每周五拿工资，谁要是不想干了，下周一就不来上班。那儿有高中毕业生，想在申请大学前歇一阵子。也有在半途的移民，坚信在西方的某个地方有个田园诗般公正、美好、国富民强的家园，在那里，人们必将情同手足。还有从原本的家园中出逃的难民——从他们的妻子、丈夫、父母身边逃出来的；还有在爱情中得不到幸福的人，困惑的人，忧郁的人，那些一直很冷漠的人。还有逃避法律的人，因为他们还不清债。流浪的人，漂泊的人。下一次发病时必会被送进医院的疯狂的人，然后，依据各种莫测高深的法规被遣送回国——从医院直接被送回到他们最初出发的地方。
只有一个印度人一直在那儿干活，工作了许多年，但就实际情况而言，他的待遇和我们并没有什么差别。他没有保险，也没有带薪假期。他干活时沉默不语，很有耐心，镇定自如。他从不迟到。他从不需要请假。我曾试图说服一些人建立工会——那是团结工会盛行的年代——哪怕只是为了他，但他不想要。不过，他被我投入的热情打动了，要和我分享他每天带来的午餐：辣咖喱。我已经记不得他叫什么名字了。
我当过女招待、高档酒店里的服务员、保姆。我卖过书。卖过票。还在一家小剧院的戏装保管间里干过一整季，那个漫长的冬季里，我一直躲在后台，置身于厚重的戏服、绸缎披肩和假发中间。只要我做足了功课，也会当当老师，或是康复顾问，或是在图书馆里工作——尤其是最近。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攒够了钱，就会继续上路。
 
在这世间的你的头脑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曾实践自己研习的这门行当。在某次远行中，我没钱了，被困在一座大城市里，一边当女服务员，一边开始写书。那是一个写给旅行者看、而且本该在火车上看的故事——不妨说是我写给自己看的。就书而言，它像小巧精致的点心，可以让你一口吃下去。
我能够集中注意力，在一段时间里化身为某种巨大的耳朵，聆听呢喃、回音、耳语和穿过四壁传来的远处的声响。但我始终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生活总能与我保持一臂之遥。我顶多只能找到它的尾迹，发现它抛弃的旧皮囊。等到我可以确定它的方位了，它早已逃之夭夭。我能找到的，只是它曾经逗留此处的标记，俨如公园树干上某些人留下的到此一游的涂鸦。在我写下的故事里，生活会演变为不完整的故事，梦一般的情节，会从不知其所在的遥远场景、或一看就知道的典型场景里浮现出来——因而，几乎不可能从中得出所谓的普世定论。
任何尝试过写长篇小说的人都知道，写作是艰苦的重任，毫无疑问，也是让一个人永不得闲的最糟糕的方法之一。你必须时时刻刻待在自己的内心，自拘于孤绝境地。写作是可控的精神错乱，偏执狂的强迫工作，我们通常认为作家会有的羽毛笔、忙碌和威尼斯面具一概全无，相反，作家系着屠夫的围裙，穿着橡胶筒靴，手持剥除内脏的屠刀。从作家所在的地下室里看出去，你连路人的脚都看不清楚，只能听到人家鞋跟着地的踢踏声。偶尔会有人停下脚步，弯下腰，往地下室的窗里瞧，那么，你多少能瞥见一张人脸，说不定还能聊上几句。但说到底，心神已完全被自己的戏占据，亲自摆布舞台，再匆忙上阵，独自演出，临时拼凑的珍奇柜里塞满了奇奇怪怪的人：作者和角色、叙述者和读者、描述者和被描述者；那些脚、鞋、鞋跟和脸孔迟早都会化为那场戏里的道具。
■  电影《帕特森》
我一点儿也不后悔对这种古怪的职业兴趣渐浓，反正我也当不成出色的心理学家。我从来都不知道该如何从某人的脑海深处提取出一幅幅家庭旧照，更不知道该如何诠释。别人剖白心迹通常只会让我烦闷，但又苦于坦承这一点。但若坦白地说，实际上，我倒很情愿把这种倾诉关系颠倒过来：对他们讲述我自己的事。我要时刻防备自己，以免突然抓住病人的袖子，打断她的陈述：“我没办法相信你！我会有完全不同的反应！而且，你也不会相信我刚做的梦！”或是这样：“先生，你对失眠症有多少了解？而且，你把那种反应称为‘恐慌症发作’？你肯定是在开玩笑吧。我没多久之前倒有过一次恐慌，但从另一方面说……”
我不懂如何倾听。我观察不到界线；我会陷入移情。我不相信统计出来的数据，也不相信被证实的理论。对某人性格的假设概括总让我觉得太过简略。我总是把看似清晰的东西模糊掉，去质疑无可辩驳的论点——这就是我的习惯做法，任性乖张的精神瑜伽，感受内心转折时无法言喻的快感。我会带着疑虑，检验每一则评判，斟酌每一个观点，直到最终发现我一直想找到的答案：没有一个是正确的，全都是假说，冒牌货。我不想要既定观念，它们只是超重的行李。在辩论中，我一会儿持正方观点，一会儿又持反方观点——我知道，辩友们因此从不把我当自己人。我见证了一种发生在自己头脑中的奇特现象：我越想找出论点，脑海中就会冒出越来越多的反面论据，我越是执着于那些有利的观点，与其对立的观点也就越来越有吸引力。
叫我完成所有那些心理测试就够难了，我又该如何去分析别人呢？人格诊断，问卷调查，许多道多项选择题，这些对我来说都太难了。我立刻注意到自己有这种障碍，所以，在大学里，每当学生们要互相分析、以作训练时，我都会随意地给出答案，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所以，我得到的是最古怪的人格侧写——坐标轴上呈现出不规则的曲线。“你相信最好的决定也就是最容易更改的决定吗？”我相信吗？什么样的决定？更改？什么时候改？怎么叫作最容易？“走进一个房间时，你通常会径直走向中央，还是靠墙？”什么房间？什么时候？房间是空的，还是摆放了几张豪华的红色长毛绒沙发？有没有窗呢？窗外的景致如何呢？还有类似这样的刻板问题：我宁愿读一本书，也不愿去参加派对吗？答案取决于那是本什么书？又是场什么样的派对？
这是什么样的方法论啊！心照不宣地先假定人们不了解自己，但是，假如你用足够机智的问题塞满他们的脑袋，他们就可以找出自己的真相。他们给自己摆出一道问题，再给自己一套答案。于是，他们就会在不经意中向自己揭露在此之前一无所知的那个秘密。
而且，还存在一种危险得可怕的假设——假设我们是恒定的，我们的各种反应都是可以被预知的。
新媒体编辑：郑周明
夏季文创嗨

文学报夏季文创 已上线微店
文学照亮生活
网站：wxb.whb.cn
邮发代号：3-22
长按左边二维码进微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