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张祥云教授早在2001年就作为骨干参加了深圳大学城的可行方案研究和设计，工作了近十个月。后来，他又申请到深圳大学城发展研究的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课题完成多年之后，他又主持过有关大学城的多项研究，可以说从大学城的诞生、发展到现在，他都密切关注和研究深圳大学城。小编近日读到他八年前在高等教育研究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有关深圳大学城发展的论文，依然觉得“耳目一新”，没有过时的感觉。今天特别跟大家分享他和他的研究生共同发表的论文——深圳大学城：“大家庭关系”隐喻的理解与分析，希望对您有意义。
为方便阅读，小编将文中主要观点提炼如下，仅供大家参考，欢迎大家的收看。
1. 家庭关系隐喻是合作办大学的理想关系模式，这是一种理想，一种导向，也是一种检测标准。 合作办大学，其关系性质由人才培养的性质来决定，合作办大学不是直接为了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社会责任成为合作性质的主要界定者。大学是人才成长、知识创新、精神涵养的生态组织，具有典型的生态意味。我们用“大家庭关系”来隐喻深圳大学城的关系性质，体现了对深圳大学城这个组织内在生态性和生命性特征的领悟。
2.这个“复杂大家庭关系”主要包括:深圳市政府分别与各校本部及其所属深圳研究生院组成的多个“核心家庭关系”;城内诸研究生院之间的“同胞兄弟关系”;城内诸深圳研究生院与深圳当地高校的“宗族兄弟关系”。要用发展和变化的眼光看待深圳大学城发展中的关系矛盾，要与时俱进，用更具智慧的方式来处理这些关系。
3.深圳大学城应是一个滋养精神和需要精神滋养的“大家园”。判断好家庭的关键指标是看这个家庭是否适合孩子的成长，判断好大学的关键指标是看这个大学是否适合人才的成长。好的大学与好的家庭具有深刻的相似性。
4.如何让每所高校都能在深圳高教体系中找到合理位置，如何合理配置资源，使各高校在深圳高等教育体系中“和谐共振”，是利益相关者各方，尤其是深圳市政府处理“宗族兄弟”关系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5.大学的特性表明，不能简单地将大学城当作“城”，用开公司和办工厂的效益标准—每平方米获得多少GDP—去衡量这所“城”，不能简单以“产出”的人才数、技术量去评判，不能用解决多少本地生源去评价，也不能鲁莽地以管理政府机构的方式去“规范”大学城之“家”。
6.  深圳大学城“大家庭”关系的复杂性、合作的战略性以及大学的特性，决定了深圳大学城的发展“需要一种精细的平衡来保持关系均衡”。制度、沟通、胆略和时间等要素共同构成“大家庭”和谐发展的平衡系统。
本文源自：张祥云,汤钱蓉.深圳大学城:“大家庭关系”隐喻的分析视角[J].高等教育研究,2011,32(01):42-4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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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祥云：一流城市需要一流高校和高等教育（深圳特区报）
人文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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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末，知识社会初见端倪，知识和人才成为现代大都市竞争和发展的首要资源。深圳经过近20年的改革开放，由边陲小镇迅速成长为经济实力雄厚的现代城市，开始了迈向现代化、国际化城市的征程。在城市发展的新阶段，深圳面临土地、资源、环境、人口“四个难以为继”的瓶颈性制约。只能走依靠知识——技术创新强力支撑的创新型、环保型现代城市发展之路。现代城市的激烈竞争，导致人才成为稀缺资源，高层次人才和核心科技人才不再能全靠引进来解决。深圳高级人才后续供给能力不足和城市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缺陷充分暴露，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需求不相适应。深圳迫切需要通过发展高等教育，自主培养高层次人才以提升城市自主创新能力，以适应“国际性城市”、“高科技城市”、“创新型城市”战略目标的要求。
         20世纪末，经济特区创建20年，深圳逐步创办了深圳大学和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两所全日制普通高校，建立了深圳电视大学和深圳教育学院两所成人高校。1998年的深圳仅有全日制普通高校在校生1.1万余名，其中硕士研究生60名，尚无博士学位授予权。深圳的高等教育规模太小、数量太少、层次偏低、结构单一，整体实力薄弱，这与当时深圳在全国大中城市主要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名列前茅的地位极不相称，更与深圳城市发展的未来宏伟目标极不匹配。深圳高等教育急需跨越式发展。
        但是，大学的创建和发展有其内在规律。人才的培养、科技的创新、学术权力的获得、学术品牌的形成，决定了大学的成长不可能一蹴而就。创建高水平大学不是创建经济特区，不是通过几年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就可以实现的。加上我国现行高等教育体制的特性，深圳本土直接创办一流大学，更是充满了制度性障碍。
        新世纪开端，恰遇国家高教政策调整的机遇，深圳联合国内一流大学，以政府与名校异地合作举办研究生教育的新模式进行高教体制改革的新探索，从而缓解了高等教育与其社会经济发展不相匹配的尴尬局面。深圳大学城这样一个复杂的“大家庭”应运而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签约“入城”，在深圳“异地”创办与校本部统一品牌的研究生院。可以说，深圳大学城的创建是深圳着眼我国高等教育体制难以短期突破、深圳发展又迫切需要创办高水平大学这样一个历史困境下的创举，是历史和机遇的结合，是智慧和勇气的交响。
一、深圳大学城:“大家庭”的关系实质
         合作办大学，其关系性质由人才培养的性质来决定，合作办大学不是直接为了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社会责任成为合作性质的主要界定者。大学不是政府，因此不能只用政治原则来指导合作办大学;大学不是公司，因此不能只用经济原则来指导合作办大学;大学是人才成长的聚集地，因此，合作办大学，更像是合作组建一个大家庭。
     大学作为一种人才成长的社会组织，更多遵从家庭关系的人道原则运行，在政治、经济、法律原则之外，道义、信任、爱护、宽容、承担、理解是家庭中至关重要的原则。一个家庭，如果成员间主要用政治原则、经济原则和法律原则来处理家庭关系，对家庭的发展，特别是对孩子的成长肯定不利。因此，我们在分析框架里，不打算用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隐喻，而是用家庭关系的隐喻，来分析合作办大学的关系丛。
       家庭关系隐喻是合作办大学的理想关系模式，这是一种理想，一种导向，也是一种检测标准。现实中，并不是合作办大学的各方都能清晰意识到用“家庭关系”原则来引导合作和处理合作矛盾的切实价值，合作方沉迷于用政治和经济原则相互计较、计算。唯有更多意识到合作办大学只有形成一种家庭式合作关系，才能办好大学，合作才能双赢，反之，合作就不利于大学的发展，将出现“双输”。这是我们选择“大家庭关系”隐喻作为研究深圳大学城发展问题分析视角的基本理由。
      深圳大学城通过突破地域、组织和体制的某些局限创造了一种新的合作方式，合作主体以一种新的方式构成了新的关系丛。深圳市政府着眼长远战略，创建大学城，“筑巢引凤”，跨域“联姻”，诸名校在深圳创办研究生院，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这座现代都市独特的关系生态中逐步成长。在这个关系生态中，尤其在关系缔结的初期，大学城内诸研究生院犹如一个个成长中的孩子，是“大家庭”的重心、寄托和希望;市政府和合作高校则似“大家庭”中的父母，为孩子的健康成长承担责任，为孩子提供成长所需的营养与呵护，直到孩子独立成人;而深圳大学城就似一个“家”，是家庭关系的聚集地，加上深圳当地的高校，就形成了以深圳大学城为中心而结成的“复杂大家庭”关系网。
        这个“复杂大家庭关系”主要包括:深圳市政府分别与各校本部及其所属深圳研究生院组成的多个“核心家庭关系”;城内诸研究生院之间的“同胞兄弟关系”;城内诸深圳研究生院与深圳当地高校的“宗族兄弟关系”。就这样，深圳大学城成为一个集聚了不同存在背景、不同组织性质、不同组织责任和不同价值追求的诸多不同身份的角色于一域，聚集了诸多复杂人际关系、利益关系、责任关系于一城，关系纵横、多维互动，表现出“共生共长互争分享”的生态性质的“复杂大家庭”。
 
      用家庭关系隐喻分析深圳大学城的发展，也受到公共关系生态理论的启发。陈先红指出:“在生态系统中，组织是一个生命体，而非一个经济体。作为一个生命体，组织的理论视角是‘家庭隐喻’，其目的是要把组织建设成为一个‘关系和睦的’、‘充满信任的’、‘家庭成员般紧密联系’的组织”【1】。
       大学是人才成长、知识创新、精神涵养的生态组织，具有典型的生态意味。我们用“大家庭关系”来隐喻深圳大学城的关系性质，体现了对深圳大学城这个组织内在生态性和生命性特征的领悟。深圳大学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合作互利共赢分享关系，要想得到好的发展，利益相关者之间需要形成“大家庭”式的“共生共长互争分享”的关系形态和精神状态。中国的家庭关系汇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深刻体现着“和”的精神。“家和万事兴”，将深圳大学城喻为“大家庭”也代表了我们对深圳大学城这种异地合作关系的理想诉求。
       用“大家庭关系”来隐喻深圳大学城诸多关系的性质，还折射出目前我国政府与大学之间关系性质的真实状况，大学对政府的“家庭式”依赖和依附关系一直深刻影响着大学的发展。合作中，冲突总是存在的，解决矛盾和冲突需要好的制度，但比制度更根本的还是利益相关者各方精神上博大的胸怀，智慧上高远的境界。因此，深圳大学城应是一个滋养精神和需要精神滋养的“大家园”。判断好家庭的关键指标是看这个家庭是否适合孩子的成长，判断好大学的关键指标是看这个大学是否适合人才的成长。好的大学与好的家庭具有深刻的相似性。

二、深圳大学城:“大家庭关系”的分析
    1.“大家庭”关系的多维复杂性
      深圳大学城合作办学涉及深圳市政府和清华、北大、哈工大校本部及其所属深圳研究生院等众多直接相关者，以及国家教育部、广东省教育厅、深圳当地高校和企业等众多间接相关者，使得这个“大家庭”的关系异常复杂。其中的每个“成员”都不是简单的个体，而是庞大的组织。每个组织身后都是复杂的利益关系网。深圳大学城俨如一个由不同组织构成的生态关系丛，各种关系交互影响，具有异常的复杂性。理清这些关系，对大学城的发展至关重要。   
(1)就关系的现状来看，矛盾错综复杂。
第一，“核心家庭”关系。
        深圳大学城里有多个“核心家庭”，每个“核心家庭”都是由深圳市政府、合作高校及所属深圳研究生院共同组成。其中每个成员在“家庭”利益公约数的基础上都有各自的利益与责任，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摩擦、误解、矛盾与冲突。对深圳市政府来说，深圳大学城是为适应深圳“国际化城市”、“高科技城市”、“创新型城市”战略目标而创建的，期盼通过它的发展迅速带动深圳高等教育和城市科技、经济的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的高速度，使经济思维和效率原则深刻地成为这座新兴特区大城市的集体无意识，加上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缺乏认识，就容易导致从政府到民间、从领导到市民对大学城发展的价值判断和效益定位急功近利、缺乏耐心。
       对合作高校本部来说，他们对自身品牌的无形价值高度珍惜，他们强调在深圳办学必须保证质量不低于本部，不影响品牌的声誉，他们希望深圳市政府能尊重大学发展规律，为他们在深圳办学的发展提供充分的政策条件和经济支持，在一个没有历史包袱的新地方，为实现一流大学的梦想闯出一条改革发展的新路。
         对深圳诸研究生院来说，初创阶段，他们就像是“年少的孩子”，特别需要来自市政府和校本部父母般的信赖和呵护。他们既需要深圳市政府提供的资金和宽松的政策，也需要校本部提供学术资源和适当放权。如何在校本部要求的“质量”和深圳要求的“效益”之间求得平衡，如何让校本部和市政府在研究生院的发展过程中既保证支持又给予自由，这是“核心家庭”关系一直面临的问题，也是必须解决的基本矛盾。深圳诸研究生院得到良好发展是市政府和校本部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如何认识、维护和扩大这个“公约数”，决定了处理和解决相互矛盾的基本方向。就像一个家庭，孩子的发展是父母间最大的公约数，围绕孩子发展这个“公约数”，父母双方最容易形成共识，达成妥协。
第二，“同胞兄弟”关系。
         深圳大学城内的办学机构如同一个屋檐下命运相连“同父异母兄弟”，“兄弟”间的和谐奋进是每个深圳研究生院顺利成长并最终走向独立自强的理想之路，更是深圳大学城这个“家”能否整体强大并兴旺发达的重要支撑。深圳大学城引进的都是国内外知名高校，如果能让名校聚集发挥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功效，将是最圆满的状态。  
  
        但是，我国高等教育界还没有形成良好的合作共享机制，越高层次的教育其优质资源越稀缺而宝贵，谁也不会轻易将看家本领与人共享，因此，名校聚集，关系微妙，常容易把相互关系演变为品牌之争、资源之争。如何将竞争导向良性，求同存异，促进名校的开放合作，增强大学城的整体实力，是处理“同胞兄弟”关系的理想追求。
第三，“宗族兄弟”关系。
         大学城里的几个研究生院、深圳大学、深圳高职院及其他高校和正在创办的南方科技大学共同形成了高等教育的“深圳家族”，他们都是同一个“家族”的“兄弟”。“宗族兄弟”关系直接影响整个深圳高等教育体系的稳定与和谐。因此，这类“兄弟”关系看似淡远，但对整个深圳“家族”的未来有深远的影响。
         深圳大学城虽然直接诞生在深圳的土地上，但其特殊来源和身份容易被当地市民看成外来的孩子。尤其对本地高校来说，深圳大学城的诞生给他们带来的不仅有办学层次上的压力，也有对资源分配政策性不公平的担忧。心理的隔阂和竞争的压力使彼此合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程度，“资源竞争”、“同行威肋、”、“政策不公”等争论始终不绝于耳。因此，如何让每所高校都能在深圳高教体系中找到合理位置，如何合理配置资源，使各高校在深圳高等教育体系中“和谐共振”，是利益相关者各方，尤其是深圳市政府处理“宗族兄弟”关系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2)就关系的发展来看，矛盾变幻莫测。
         在这个“大家庭”中，各利益相关者都在不断发展变化，“大家庭关系”将更加交错复杂。如由于校本部与其所属深圳研究生院距离遥远，所属深圳研究生院成长过程中不可控因素的不断增加，合作高校本部对深圳研究生院的情感和支持、与深圳的合作动力将始终处在变动状态;随着深圳研究生院自身的发展壮大，随着国家高等教育体制和政策的变化，他们很可能会逐步产生挣脱校本部和深圳市政府双重束缚的诉求，走上相对独立甚至自主发展之路;随着深圳大学城合作办学范围的扩大，也许还有国外大学、香港高校入驻深圳大学城，如果是这样的话，政府与大学在利益与责任的纠葛中还会揉进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民族情结等因素，等等。因此，要用发展和变化的眼光看待深圳大学城发展中的关系矛盾，要与时俱进，用更具智慧的方式来处理这些关系。
  （3）就关系的实质来看，矛盾深重敏感。
         “大家庭”主要包含深圳市政府与合作高校本部之间、深圳市政府与深圳研究生院之间、深圳研究生院之间、深切研究生院与校本部之间、深圳研究生院与深圳当地高校之间等不同层面的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大学与大学的关系。在多重关系中，有合作、有冲突、有竞争、有亲疏、有远近。当然，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大学与政府的关系。  
  
           深圳市政府与各合作高校以及深圳研究生院的关系，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一方面，远隔千里的各合作高校不是地方大学，而是国家大学，在行政关系上他们直接隶属国家教育部，与深圳异地合作办学必须得到教育部的支持，实际上，深圳大学城能引进名校办学就是在教育部支持下得以实现的，国家教育部对各高校异地合作办学具有政策控制力;另一方面，深圳诸研究生院虽然创办于深圳，却在行政上不隶属于深圳而直接隶属于校本部，它与深圳市政府之间不是行政隶属关系，而是一种合同契约关系，这个意义上的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了。
       具体而言，深圳市政府能通过行政手段控制深圳大学，但是，深圳市政府对深圳大学城诸研究生院不存在行政控制手段，只存在契约控制和经济控制手段。深圳大学城里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既存在传统意义的行政隶属关系(深圳研究生院一校本部一教育部)，又存在与行政隶属关系不相重叠的特殊契约关系(深圳研究生院一深圳市政府，校本部一深圳市政府)。“一个家庭存在哪几种家庭关系只是一种现象，重要的是这些关系的实质“【2】。
       无论政府与大学之间处于怎样一种关系，重要的是这些关系的处理原则能否尊重大学发展的规律、促进大学城内研究生院长足发展。显然，大学与政府如何更好地合作是“大家庭关系”的主要矛盾，其中政府如何理解大学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新旧关系的纠缠中，所有问题的处理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政府的政策智慧和经济力量。能否处理好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是深圳大学城模式成败的关键。
    2.合作“联姻”各方的价值耦合
      深圳大学城是大学与政府的异地合作，涉及多个利益主体。只有将该合作放到战略意义的高度加以理解，才能寻找到各方合作共事的相互价值祸合关系。立足于合作的最大“公约数”，冲突和矛盾的解决才有共同的根据。
   （1）诸名校在深圳办学的价值。
第一，名校能提供深圳迫切需要的高等教育资源。
      “清华”、“北大”和“哈工大”等名校入驻深圳创办研究生院，不仅给深圳带来了不可替代的品牌无形资产的影响力，而且在优质生源、国家科研项目、高层次学位授予权、国家级重点学科、国家级实验室、高层次对外交流合作等方面给深圳增添了切实的资源。
第二，名校为深圳的产业转型与升级提供了支撑。
        世界上发展成功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有一个共同的条件，就是大都具有高等学校群落为依托。深圳是个自然资源稀缺的城市，要保持在全国大中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继续处于前列，就必须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道路。深圳90%的高新技术人才、90%的高新技术酬究机构、90%的高新技术专利数、90%的高新技术创新能力都在企业，这既是深圳的长板也是深圳的短板，说明深圳的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力量远远不够。靠高新技术博览会的品牌效应虽能缓解知识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但是，在城市竞争中，还是无法真正弥补没有高水平大学支撑的缺陷。因此，引进名校办高水平大学势在必行。
第三，名校能堆加深圳的城市深度。
         名校之所以成为名校，必定有其丰富深厚的精神积淀和文化底蕴，尤其是名牌纺合性大学更有名校之纵横古今、怀抱世界的大气。深圳引进名校的深层涵义是引入精神和文化。名校带来的不仅是名校资源，更有名校精神。有了名校的深圳就能将深圳的多元创新与名校的深厚大气有效结合，无形中增加深圳城市精神深度和文化厚度。
第四，名校能拓展深圳的城市广度。
       知识社会，城市孕育大学，大学彰显城市，大学是城市发展的动力站。名校能通过其学者、学生带着其思想、知识和技术使城市的影响力快速延伸。全球化时代，名校是加快深圳国际化的重要力量。名校的人才优势将怀具有重大社会资本价值的关系网络不断铺展。深圳大学城是深圳丰富的宝藏。
第五，名校能让深圳更具城市灵敏性。
         大学对现代城市的重要性体现在大学对城市发展的率先反思和引领作用。大学是理想的殿堂、理性的场所。大学对时代、对问题具有自觉的敏感性、反思性和研究意识，名校在这方面的能力和灵敏度尤为出色。引入名校如同给深圳的城市安装精良的雷达，他们将自觉立足深圳、关注深圳、研究深圳，敏锐地发现深圳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快速反应。深圳已进入第二轮发展，在为中国更深刻的改革开放探路。探索之路、创新之路，尤其需要一批精良的“雷达”来探测路上的“问题”。
   （2）深圳对于名校的意义。
第一，深圳是高校改革的优良“试验田”。
      我国大学难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体制束缚，老牌大学长期发展容易形成强大的组织惯性和惰性，因此，老牌大学匡改革难有大胆的突破和立竿见影的成效。深圳在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形成了比较宽松、活跃的改革氛围;发展良好的高新技术产业为大学产学研一体化提供了优越的成果转化链条;高等教育的薄弱成了发展的助推剂，减少了改革的阻力，高校改革试验在这里更容易得到允许和实施。可以说，深圳是高校探索人才培养、科研体制和管理体制新模式的最佳“试验田”。
第二，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值得名校常驻、融入。
          深圳是我国改革的前沿。深圳改革发展先行先试产生的问题，特别能代表中国发展的最前沿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具地方性也具全国性，显示时代特征。研究深圳，一定程度上就是研究中国、研究世界。问题的前沿性决定了研究成果的制高点，因此，国内名校值得关注深圳，常驻深圳，守候深圳，融入深圳，从而找到自身新的生长点。来深圳办学就是在问题前沿阵地安放了课题研究的探测器。
第三，深圳是高校向国际拓展的“窗口”。
 
         深圳毗邻港澳、靠近台湾和东南亚的地理优势，使其成为向国际拓展的桥头堡。来深圳办学不只缩短了国内名校与境外名校的空间距离，更拉近了心理距离，双方都能更便捷地了解、交流和合作。同时，深圳经济特区的身份使其减轻了过多的历史包袱和过重的政治束缚，拥有更多改革创新的自由和条件。深圳和香港正致力于打造“深港国际大都市”，“双城记”的鸿篇巨制正在徐徐上演。这些表明，在深圳办学无疑为内地高校向国际拓展占据最佳地理位置。
        总的来说，深圳大学城合作各方是基于各自未来发展的宏伟目标而牵手，是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并跨越障碍之后的“千里姻缘”。合作办学对各方来说，都有着深远的价值和意义，是长远的战略抉择。合作共赢是最高目的。自私最大化不等于利己最大化，对合作各方来说，如果以单边主义原则去计算利益和责任，冲突是无解困境，只有以共在关系原则去理解利益和责任，合作才能顺利进行。未来决定历史，未来甚至决定现在。因此应从“应在”去考虑存在，应从“应在”去选择存在，对利益、责任的思考和处理要符合合作的长远战略，合作各方尤其是深圳市政府要深刻领会大学的特性和价值，胸怀大格局，登高望远，合作才能获得共赢。
三、深圳大学城:“大家庭关系”的平衡智慧
         深圳大学城存在和发展的实质不在“城”而在“大学”，犹如家的发展实质在孩子的成长。只有大学得到发展，“城”才有意义。大学不是公司，不是工厂，不是政府，大学有其特有的内在价值、规律和特性。办大学不可能不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经济的力量容易把大学办成公司和工厂，政治的力量容易把大学办成政府和军队，因此要智慧地坚守大学规律，使大学城体现大学的内在特性。
          大学的特性表明，不能简单地将大学城当作“城”，用开公司和办工厂的效益标准—每平方米获得多少GDP—去衡量这所“城”，不能简单以“产出”的人才数、技术量去评判，不能用解决多少本地生源去评价，也不能鲁莽地以管理政府机构的方式去“规范”大学城之“家”。
         “大学何义”是深圳大学城办学模式的核心发问，对大学意义的理解更是测试深圳城市的思想高度和成熟度的标尺。深圳大学城的发展，需要合作各方尤其是深圳市政府在特别尊重深圳研究生院的大学特性基础上，借助政治智慧、经济思维和社会力量整合能力，推动深圳大学城的整体发展。
 
         深圳大学城“大家庭”关系的复杂性、合作的战略性以及大学的特性，决定了深圳大学城的发展“需要一种精细的平衡来保持关系均衡”‘【3】。
        制度、沟通、胆略和时间等要素共同构成“大家庭”和谐发展的平衡系统。
    1.制度
        制度是组织具有强大力量的原因，制度建设是理顺深圳大学城这个复杂“大家”关系并促其健康发展的基础。要使这个多方利益相关者共同组建的“大家庭”式共同体成为合作成功的组织，就需要可信赖的、促进长期共赢的公正制度来保证合作的可重复性和稳定性。深圳大学城这个“大家庭”关系的复杂性和前景的不确定性，往往使合作各方对眼前利益的追求高于对理想的信仰。
         如果合作要积极、可持续，深圳大学城就必须成为一个合作各方能长期、反复博弈的环境，要给出合作各方能深切认同的战略利益，对“短期行为”给予负反馈，对“长期行为”给予正反馈，让合作各方为远景目标而工作。战略利益的长期性和互惠性，是维系“大家庭”关系最重要的手段。同时，深圳大学城的发展模式没有先例可循，发展就意味着创新，深圳大学城诸多发展问题的解决对制度创新有着特别的依赖。
         比如，大学城内各研究生院并没有很好发挥吸纳全球高级人才的作用，离人才高地的目标还很远;相互之间在师资、课程、学分、科研项目、实验室等方面难以实现优质资源共享;产学研和国际化的深度与广度还远远不够，所有这些，都源于相关制度的缺位和不完善，以至于难以激发各方的内聚力和创造力。加快管理体制改革，调整相关政策，完善相关制度，应是深圳市政府发挥“家长”作用的重要领域，当然，值得提醒的是，制度建构是人类所有问题中最复杂、最冒险的问题，因此，深圳大学城的制度建设是一个需要大智慧、大耐心去完成的过程。
    2.沟通
          相互性是关系的本质属性，沟通是维系相互关系的重要方式。沟通犹如阴阳太极，能在你来我往中化解问题、形成共识、产生新知。沟通能力是合作能力的重要方面。家庭关系和睦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沟通，对家庭来说，关系因沟通而密切，成长因沟通而顺利。深圳大学城要实现真正的相互合作、稳定发展，沟通是重要的软性纽带。
         实践中，因沟通无渠道或渠道不便捷，深圳市政府、合作高校本部、深圳研究生院、深圳其他高校和企业与市民等之间未能及时、深刻、准确地理解彼此的想法和诉求，以致大学城各方合作发展的整体动力出现衰减的情况。
         深圳大学城这种多元主体的合作、创新的模式和需要有所突破的体制，特别需要规范沟通渠道，创新沟通方式，在管理架构上减少政府与大学沟通过程中不必要的环节，促进研究生院、市政府、校本部之间尤其是高层之间在办学和合作问题上规范化的高效直通;建立多元高效的沟通渠道，增强深圳市民、企业、社会与深圳大学城之间的双向了解与合作，使深圳大学城真正成为“深圳家族”自己的力量。
  
  3.胆略
    深圳大学城的创建，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先例，深圳大学城是创新而来。但是，创新并不是成功的代名词，创新意味着试错。深圳大学城的发展无经验可循，要有大胆革新的勇气和精神，在体制壁垒和矛盾丛林中闯出自己的路。如果深圳不敢承受挫折，不能大刀阔斧对传统的大学与政府关系进行改革，不能打破沉重的旧体制和经济思维，创新就会虎头蛇尾;如果校本部没有承受挫折的勇气，不能突破体制放权，让深圳研究生院根据发展需要确定招生规模、学科专业、培养模式和管理模式，深圳这块试验田只会是本部的复制品。
           创新需要胆识，需要敢于尝试、敢于面对错误、挫折和失败的精神，没有一流的胆识，绝没有成为一流的可能。深圳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练就了敢闯敢试的创新精神，深圳要将这股精神之气充分注入深圳大学城的肌体。
    4.时间
          深圳大学城的发展需要时间智慧。首先，合作是一个利益、责任、情感、价值观等表达、沟通、博弈和协调的完整过程，没有时间的参与则难以如愿完成。合作各方在精神、心理和文化上的认同与接纳不是靠契约可强力改变的。高校师生在心态上需要一段调整与适应期，需要经历从北方到深圳的心理“漂移”过程才能超越北方，扎根深圳。深圳人对外来大学在心态情感上也有一个理解、认同和接纳的过程。
         其次，跨越式办大学是包含着时间资源的。跨越式发展主要是通过其他资源的更大力度投入以节约时间资源的发展策略，但以其他资源换时间资源并不意味着可以无限制缩短发展时间，时间资源仍是不可替代的。尽管引进名校异地办学，利用其品牌聚集人才，利用其学术权力使高层次人才培养和高水平技术研发得以高起点，但手段的“取巧”并不能彻底改变大学的属性和内在规律。不管深圳搭建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平台，大学才是台上的舞者，知识创造、人才培养是大学运作的核心内容，也是其价值实现的方式。
         知识、人和教育的特性决定大学产出效益的基本方式很难从根本上改变，也不能改变。因而，时间是办大学不可轻易跨越的元素，何况时间并不一定是障碍，很多时候，时间带来创造。对大学来说，利益就在时间里，没有时间的积累，大学的效益不能完全溢出。时间不是托词而是智慧和胸怀。办大学需要时间智慧，跨越式发展更需要时间智慧。
          “教育不是运动，更不是战争，教育是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它需要的是持续的永不疲倦的日常智慧和凡人的耐心执着“【4】。
       深圳大学城的发展，需要耐心和时间智慧。时间能改变事态，随着时间推移许多影响因素会进入并发生作用。虽然深圳大学城还处于“少年成长期”，但他是生活在具有丰富社会资源、具有独特价值的“大家庭”有机体里，只要能继续给予充足的营养和耐心地关怀，拥有良好“基因”的深圳大学城便可以快速成长，最终回报给“家族”、回报给社会的必定会是更大的惊喜。
参考文献:
【1】【3】陈先红.公共关系生态论[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287,33.
【2】杨善华.家庭社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115.
【4】张祥云.大学教育:回归人文之蕴[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95.
本文编辑：2017级研究生龚彦滇、姚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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