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从来不做假设……
清朝，是中国君主专制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以1644年清军入关开始计，至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在这268年里，中国统一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发展到最高峰；却也是在清代，中国经历了从独立封建国家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巨变。
清朝是一个“帝国”吗？
清朝真的“继承”了蒙古的“法统”吗？
清朝是怎样统治疆域内“少数民族”的？
如何评价流行的“新清史”？
他们揭露了什么？又忽视了什么？
本期题主
我是陈肖寒，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政治制度史、民族史。毕业后我供职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自己的多年研究为依归，与各种“如雷贯耳”的学者合作，帮助他们出版学术著作。
如果你对清朝的政治制度和民族政策感兴趣，欢迎向我提问。
满人统治导致近代中国落后？？？
Q：清朝在近代历史中的软弱表现和少数民族政权有关系吗？
陈肖寒：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也是很多人关心的。作为历史学者，看到一个观点，一方面要理解作者的逻辑思路，另一方面也要跳出作者的逻辑思路，考察它是怎么形成的。具体而言，就是这句话是谁说的，是对谁说的，在什么环境下说的，说话的人有什么目的。清朝（满洲）对中国近代的落后应负主要责任，这个话语体系是在清朝末年逐渐形成的。当时以孙文为首的革命党，为了推广自己民族革命、排满复汉的政治理想，自然要将满洲说成是中国近代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如果不是满洲统治中国两百余年，中国不会堕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如果要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就必须将满人驱逐出去，恢复汉人的政权。因此，认为“满人统治中国导致近代中国落后”，宣扬满人对汉人的压迫，宣扬满洲贵族贪污、腐败、无能的观点，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诞生的，在当时有着鲜明的政治宣传目的，并不是历史学家从历史事实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换言之，它是一种时代性的宣传口号，而不是历史研究的结论。在民国早期国民党的宣传中，常常会提到这一观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五族共和”的观念成为官方主流的宣传原则，国民党慢慢也就不再提这一说法了。如果说某一历史时期国家出现的变化，其原因应归于某一民族，这就是种族主义，宣扬某一种族天然优越或不如另一种族的观点了。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历史没办法假设。如果说“清朝在近代历史中的软弱表现和少数民族政权有关系”，除非能先证明“如果汉族掌握政权，中国在近代就不会表现软弱”。然而这是没法证实的事，历史学家也没有必要去做这种假设。
雍正手书的对联：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
Q：为什么清朝统治者在历史上算是非常勤政，在文化、经济、教育、艺术上较之前朝都有长足的进步，但是全国各地反清复明的帮会和呼声仍如此之多，明朝到底有什么值得百姓留恋？
陈肖寒：听一个人说话，不能光看他字面上说了什么，还要知道它的目的是什么。清朝号称要“反清复明”的会党、社会团体确实非常多，但这和真正要“复明”基本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反清复明”只是他们用来反抗当下统治的一种借口，要招募同属一个族群的汉人，打出民族差异的旗号，是最有效的办法。包括清末孙文领导的革命，一开始打出“驱除鞑虏”的旗号，后来辛亥以后，马上就“五族共和”了，对旗人的政策是很优待的，和最初的宣传差了十万八千里。实际上在康熙、雍正以后，真正要“复明”的人，基本已经没有了。总的来说，老百姓不太关心谁统治他们，重要的是能好好生活。
Q：封建君王如何看待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
陈肖寒：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是国家形态出现以后，任何官僚政治中都存在的，而且也是必须的。比如说，“礼仪之邦”，就是一种形式。他指的是，国家在脱离野蛮状态，步入文明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整套有关政治、经济、法学的制度和学说。正是这些思想，使得国家能区别于原始的野蛮状态。在中国古代，儒家学说一直是正统思想。儒家学说里有很系统、完整的各种制度的设定、各种仪式的规定，每一个问题都能讲出来一大堆原因。而且这些东西是做官必考的内容，钦定的“十三经”，完全是在讲这些东西，政府通过科举制度将这些思想强行灌输给每一个公务员。您可以去翻一下《礼记》《仪礼》这类书，它里面讲的全是这些内容，非常复杂。不狠下功夫是背不下来的。官僚主义就更是不用说了，人类从氏族社会进入文明，最大的标志就是国家的出现，政府的出现。官僚制的诞生和发展，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进步。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拒绝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通过种种形式，比如办事流程、文牍用语等等，来表现国家各阶层等级的高低。在传统社会中，官员的负责制是“对上不对下”。统治者在意官员的政绩，但更在意官员是否忠诚。因此，他们对比如贪污腐败、互相庇护、本本主义、捐纳官职等，只要不发展到危及统治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是默许的。而且，清朝是一个人数很少、工资很低的政府，让手下人通过贪一些钱来把事情办好，远比建设完善的现代国家制度成本低得多。
汉人在清朝受歧视和压迫？？？
Q：清朝对汉人一直采取的是歧视和镇压态度吗？
陈肖寒：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想应该从三方面来说。第一，清朝国家的性质。清朝的汉化是由其统治性质决定的。满人的人口是很少的，满人在入关的时候是没有成熟的、能和内地接轨的政府组织形态的，如果想要有效统治数亿的汉人，就必须沿用原有的统治方式。我们不能说，清朝的官方语言包括满语、清朝皇帝曾信奉萨满教和黄教、清朝皇帝和蒙古王公举行围猎宴会、清朝把一些重要职官安排给满人、清朝皇帝自称是蒙古大汗……就认为清朝不是一个汉化国家。国家不是空中楼阁，它需要实实在在的基础。清朝的组织形式明显是汉制的；清朝的税收形式是汉制的；清朝的立法和司法审判制度也是汉制的；清朝甚至连选官制度的科举都继承了，这也不是满洲的东西。实践证明，清朝只有通过汉化，才能维护他的统治。第二，在清朝的职官制度中，确实有一部分官缺只留给满人，而且当某一职位有一左一右满、汉两人时，满官的地位往往在汉官之上。我们也常能看到皇帝说一些要求满人保持其“民族特色”，不要被汉人同化的话。在顶层的官僚集团中，满人所占本族群人口的比例，毫无疑问要远远高于汉族官员所占本族群人口的比例。在统治一个人口规模是自己数百倍的异族时，统治者会出于恐惧而有所措置，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我们没有证据就由此说，满人的阶级地位就是在汉人之上。清朝统治是以汉化为基础的。第三，一般情况下，满人在全国各地采用集中居住的模式，清朝尽量让他们同汉人少打交道。但是我们没有发现清朝在政策上明显倾向满人、打压汉人的地方。似乎常被提起的一点是满、汉人犯罪的“同罪不同罚”，即犯了相同的罪，对满人和汉人的处罚却不相同。这是清朝为保护满洲人口而采取的一项法律政策。但是也要看到，对满人的处罚虽然比汉人轻，但是相较满洲传统律法而言是不断加重的。也就是说，身处汉化的清朝政权的满人，所受的管辖要比入关前变严厉了，从这个角度讲，满人并没有享受额外的特权。
满汉文合璧《西厢记》，康熙四十九年（1710）刻本
Q：在清朝有抱负的年轻人，除了做官，还有什么更有价值的选择吗？好像封建社会的读书人都是为了靠近权力，施展抱负而存在的……
陈肖寒：在古代，进身之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做官，在唐朝以后主要表现为参加科举，通过考试来获得做官资格。靠近权力施展抱负，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只有有一定权力后，才有能力改变自己想改变的事，否则只是空发牢骚。在四民社会中，士为四民之首，官员和知识分子是合一的，有能力的士绅在朝中当官，考不上科举的在家乡作为社会领袖，负责协助地方官维护秩序，宣扬教化。由于清朝的官员人数很少，有大量的事需要士绅参与协助。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优秀的读书人做官，是中国古代很了不起的一项成就。另一种进身之阶是宗教。总体来说，寺庙中的僧人过的是比较舒服的生活，至少比农业劳作和游牧要轻松得多。寺庙和修道院不但接受政府和民众的捐赠，而且僧人往往是受人尊敬、高人一等、掌握了知识话语的上层阶级。历代皇帝经常会接见宗教领袖，甚至皇帝本人就是教徒。所有人看到这些，都会想：如果能来寺庙里，谁还愿意去过辛苦的种地生活呢？因此宗教在历史上的兴盛，不是因为“封建迷信”，也不是因为人民“愚昧无知”，而是因为寺庙解决了人们生活的实际困难，并给了人们继续在社会中上升的希望。前来参拜、受洗的教徒，虽然确实有些人是真正相信教义，但大部分人只是将宗教作为一种中介，可以帮他们实现理想中对金钱、权力、生育之类愿望的追求。
清朝统治者如何改善行政效率？？？
Q：军机处是不是清朝提高行政效率的唯一选择？
陈肖寒：人们常常会根据自己的经验、想象做各种各样的假设，“假如……也许就会……”。“假如潘金莲没有开窗户，中国将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这是个很著名的段子。这是人之常情，是人的普遍心理。历史学家有时也会自言自语，尤其是面对那些历史转折点的时候，在脑海中假想另一种情况是很正常的事。然而遗憾的是，历史学研究的一个原则不做假设。历史学家只是研究实实在在已经发生的事，说明事情发生的经过、内容、结果，并指出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历史学没有责任预测未来和假设历史发展的经过，这也不是历史学家的目标。因为历史不可能重来，通过想象得出的结论，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这样的想象其实没有价值。因此，清朝选择了设立军机处来提高行政效率，这就使得历史学家不会再做他想。历史学家要解决的问题是：清朝为什么要设立军机处；设立军机处的经过、结果是什么；军机处的权力结构是怎么变化的；设立军机处对清朝历史有什么样的影响；等等。但是如果非要较真，一定要我们穿越回到雍正初年，在军机处成立以前，重新设计一种提高行政效率的程序。我当然也想象不出除了军机处这样的机构外，还可以有什么其他实质性的方法。如果仅仅从提高行政效率的角度看而不靠考虑其他因素（如对权力的制约、预防错误决策的概率等），那简化手续、提高集权程度，当然就是必须做的事。从这一点上说，军机处达到了它设立时的预期目标。
军机处今貌
Q：请问清朝时如何对待土司制度？
陈肖寒：土司制度是中国传统王朝管理偏远地区少数族群的惯用制度，根本原因是在过去的条件下，政府的行政技术不足以支持其直接管辖这些地区和族群，主观上政府也不愿意负担昂贵的行政成本。如果能通过土司来间接管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择，管一个人要比管一群人容易的多。土司制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土司制度是直接设置有某种确定的土司头衔的部落领袖，广义的土司制度是设立土官而不是流官来管辖，不一定要严格归入某一种概念明确的制度中。从狭义的土司制度来说，清朝从18世纪初开始在西南地区逐渐废除土司，称为“改土归流”，这一进程持续了整个清代，并一直延续到民国。但是到了民国后期，土司的数量已经非常少了，1949年以后，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土司制度都被废除。这是现代国家进程的要求。从广义的土司制度来说，无论是清朝还是民国，都很重视土官的作用。因为用土官进行统治，既方便，又节约成本。清朝时期不仅在西南地区，在西北、东北、北部都有大量的土官，比如新疆的伯克制度、蒙古的盟旗制度等，只是名称没有叫土司而已。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土官也是清朝的官，是中央政府的官，需要有中央的批准才能去做。虽然其确实有一定的权力，但在这些地区主权是明确的，只是在治权上有分割。另外，土司制度并不是完全自成一系的制度，设立土司并不意味着就不和其他机构、其他地区发生联系。土司中的很多事务，往往是由清朝的多个机构来共同管辖的，比如理藩院、内务府、地方州县等。它们之间不是单线上下级的关系。碰到这个事，土官可能要请示这个机构；碰到那个事时，土官要请示那个机构。土官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周围是有其他的眼睛在监视着他的。
清朝的军事实力如何？？？
Q：清朝的兵力是多少？
陈肖寒：清朝拥有一支非常庞大的部队。总数可以达到接近100万人。这在17-19世纪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八旗军队大约有20万人，其中一半驻扎在京师附近，剩下一半集中驻扎在全国的若干个重要军事战略地点。绿营军队约有60万人。绿营的特点是分散驻扎，这是为了使八旗军能对绿营形成绝对的军事优势。此外，蒙古各部落也能提供一定的军队。但是清朝的军队和今天我们所说的军队，有一点很大的不同。今天的部队，任务就是打仗。而清朝的军队，除了打仗以外还肩负着警察、消防、建筑、运输等种种任务，也就是说是非专业化的。
Q：清朝的军事在哪些地方比明朝先进？
陈肖寒：对军事实力进行比较，一定要限制在同一时期之内。跨年代的比较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现代人不会和一百年前的人打仗。因此，说清朝军事在哪些方面比明朝先进，就一定要把时间段放在明清不断交战的16世纪末17世纪初。清军对明军的优势，是兵种的优势。也就是说，骑兵在对阵步兵时，是有天然的胜利把握的，打不赢那才叫怪事。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始终是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几乎没几个中原王朝能在真刀真枪的对仗中挡住骑兵部队的冲击，因此总要想些额外的办法来维持现状。比如汉代的“和亲”，宋代的“岁币”。就是因为打不过匈奴和辽、金，才用钱和女人去换和平。在平原上，骑兵的机动性和冲击力，是原始步兵根本无法抵挡的，即使有堡垒，有简单的防御工事也不行。这一点，只要去草原上看看真正的游牧是什么样就能明白。步兵从能发现骑兵，到骑兵冲到步兵前，这中间的时间，是要短于步兵能够集结成一支军队的时间的。换句话说，就是当步兵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骑兵已经把他们包围了，步兵根本没办法守住自己的地盘。而当步兵想主动出击和骑兵作战时，他们根本就找不到敌人。几天以后粮食吃光，补给一断，自动就成俘虏。在传统的冷兵器时代，何况是当时明朝已经面临内忧外患的情况，明军是没有资本和清军作战的。
清朝对汉蒙实施的是“一国两制”？？？
Q：明朝后期领土大缩水，对于边疆无法控制，而清朝为什么却能守住了不少边疆，丢地更少？是因为科技进步吗？
陈肖寒：我想您主要想问的是从国内的角度看，为什么没有爆发像明代那样的中原王朝政权和北方游牧民族，尤其是蒙古的拉锯战，因为明朝领土的“丢失”，主要就是拜女真和蒙古所赐。众所周知，北方游牧民族一直是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这是由游牧经济的性质决定的。游牧经济能否在不依靠外来资源的情况下自给自足养活自己，历史证明是养活不了。因此他们的主要生存方式就是“抢”，去抢各种生存必需资源。因此在蒙古历史上，在北方游牧民族历史上，几乎没有和平的时期，永远是在打仗中。清朝能解决这一问题，在于其独创性地将蒙古编旗，也就是人们熟知的“盟旗制度”。这一制度的推行首先当然依靠满洲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在此后，清朝则是直接抓住了游牧经济的要害。蒙古社会组织的基础，是血缘氏族，而清朝对蒙古部落的编旗，采用的是打乱血缘关系、拆分原部落、移动牧地的办法。原来强大的部落被拆成几个旗，每个旗再适当塞进本来没有血缘关系的其他部落的人，然后再把你移动到清朝认为合适的地方，给你划好一定的范围，不许随便越界活动，每个部落的资源是给你分配好的。换句话说，到了清朝，整个北方地区生活在这里人，完全换了一拨。每一个小旗里，都不全是原本血缘、本部落的人，也不在原来熟悉的地方生活。这样一来，大的部落被拆解，小的部落不用担心再受欺负，各部落之间不能再随意串联，每一个旗都没有力量进行叛乱，每一个旗也都可以过安稳的日子。另一方面，清朝给他们的头目每年发大量的银子，建王府，嫁女儿，保障基本生活，这些蒙古王公过着很舒适的生活。有纠纷时，只要找清朝皇帝这个“带头大哥”就行；遇到自然灾害，有带头大哥发银子救灾，不用再抢来抢去，不用再过着游牧经济毫无安全感的生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蒙古被清朝“统治”了，但蒙古当然会忠于给他们带来和平的清朝皇帝，谁还会再想回到过去那种每天打仗的日子呢？清朝解决了游牧民族“打仗”的问题，也就维护了北部边疆的长治久安。
Q：有人说清朝统治者对汉蒙两族实施的是“一国两制”，但我看到的许多资料都是清初的，请问您能否介绍一下该制度在晚清的演变？
陈肖寒：我还是第一次听这个说法，也没想通为什么会说是“一国两制”。我猜测，这么说的人，可能是觉得清朝对内地用行政制度统治，对蒙古用盟旗制度统治，因此是两种制度。如果这么来理解的话，那我们就要看是不是真的是只有这个两种制度。其实，对蒙古人有管辖权的，可不止这两种制度，清朝对此事分得是很细致的。这件事归理藩院管，那件事归总督管，第三件事归将军、都统管，可能还有第四、第五、第六件事，归中央的其他各个部门来管。清朝在不同地区，针对不同族群，采用不同的制度来管辖，是其民族政策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和表现。这么看来，可就不止是一国两制了，而是三制、四制、五制、六制。在整个清代，行省制度有向边疆地区发展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汉人进入该地，而管理汉人的主要机构是府、州、县。但是，行省制和其他管理机构并不互斥，多种治理模式依然是存在、贯彻清代始终的。
博格达汗的夏宫是一座传统的中式建筑，
正门上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写着“乐善好施”
Q：清朝对蒙古的统治已经很成功，为什么民国建立后还是丢失了外蒙的领土？
陈肖寒：外蒙古本来不是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完全是被俄国制造出来的。而俄国是要借此向中国北部继续渗透，扩张势力范围。外蒙古抵抗不住俄国的侵略，中国也抵抗不住。游牧经济没有办法在不依靠其他外来资源的情况下，自己养活自己。因此在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一定要和其他地区发生联系，或是互市，或是抢掠，以获得生存资源。到了清代也是一样的，随着俄国势力逐渐向东向南扩展，外蒙古必须要在俄国和中国之间选择他要依靠的对象。1911年后外蒙古的分裂，不是蒙古自己的主观意愿，而是俄国的强势和民国政府的虚弱，使得他们被迫不得不选择投向一方。1911年时，蒙古王公是把同样的话向北京和彼得堡都说过的，他们是骑墙派，就看哪边能开出更优厚的条件。而当时的中国没有足够的实力和俄国抗衡。因此外蒙古倒向俄国就可以理解了。在此之后，外蒙古于1924年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废除君主立宪和活佛转世制度，这一切都是俄国制造、导演的。苏赫巴托和乔巴山是俄国在蒙古的代理人，他们很忠诚地执行俄国的命令，包括30年代的大清洗。除了自己死，他们没有选择。外蒙古当时自己说的那些脱离中国的理由，什么受到汉族的压迫之类，是俄国给他们找的借口。蒙古人自己当时根本轮不到他们说话。
推荐阅读
你“在看”我吗？
